[导读]2019暑假兰州到敦煌莫高窟旅游探索千年藏经古洞2019暑假兰州到敦煌莫高窟旅游探索千年藏经古洞
晚唐石窟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第16、17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最底层，俗称“吴和尚窟”和“藏经洞”。第16窟为覆斗顶殿堂式方形石窟，中心设有马蹄形佛坛，佛坛上供奉着一佛二弟子二胁侍四菩萨像。佛坛背后有背屏连接窟顶，四壁及甬道南北两壁绘有各种经变画。甬道北壁连接第17窟，据该窟西壁大中五年（851）洪辩告身碑来看，此窟原为洪辩和尚的禅窟。文献记载，洪辩和尚是敦煌著名的高僧大德。吐蕃占领时期，他约法化人，盛于佛事，既开七佛药师之堂，又建法华无垢之塔。沙州光复后，他修建了第16窟、第17窟，二窟大约修建于唐大中五年（851）至咸通三年（862）之间。去世之后，后人在窟内为其塑像画壁，绘其真容，供人瞻仰纪念，故又称为“影窟”，即“纪念窟”。
第17窟的成名，还因为这个石窟内藏有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约五万余件的敦煌遗书和文物，故世人称其为“藏经洞”。1900年6月22日，敦煌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了甬道北壁连接的第17窟以及洞内封藏的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他并不知道，这一意外发现改写了很多历史。他更不知道，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卷遗书居然成为和内阁档案大库、殷墟甲骨、居延汉简享誉国际的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
莫高窟大门外道士塔上现有一篇墓志，名为《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这是王道士死后他的徒弟赵明玉和徒孙方至福所立，墓志中记载了藏经洞发现的始末，王道士在清理石窟淤沙的过程中，“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1942年，藏经洞发现的40余年后，著名画家谢稚柳（1910—1997）先生来到敦煌，记载了一则关于藏经洞现世的资料。根据他的说法，王道士曾经雇佣了几个民工来清理第16窟的淤沙，当淤沙清理得差不多时，众人突然听到一阵响声，入口附近的窟壁裂开了。王道士敲了敲窟壁，窟壁发出一阵空洞的声音。他和一个姓杨的人拆除了窟壁，打开了中间一个土坯垒砌的小门，就这样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除了上面两种说法外，藏经洞的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源于著名画家张大千（1899—1983）的笔记。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来到敦煌临摹壁画，记载了一则故事。王道士清理完第16窟的淤沙之后，将这个石窟改造成了一个香堂，收取香火钱，雇人抄写经书出售。当时，王道士邀请当地的读书人杨河清在甬道内抄写经书。杨河清喜欢抽旱烟，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到甬道北壁的裂缝之中。有一次，芨芨草居然深入到缝隙之中。杨河清很是奇怪，小心地敲了敲窟壁，窟壁发出一阵空洞声音。他连忙把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了王道士，两个人破开墙壁，惊讶地发现了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藏经洞和各式经卷遗书。
至此，藏经洞的遗书开始经历多舛的命运。一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藏经洞的数万卷遗书，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原因而封藏的呢？80多年来中外学者纷纷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猜想，比较流行的是“避难说”和“废弃说”。“避难说”主要有两种说法。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西夏入侵敦煌。当地人在逃难之前，将洪辩的遗像搬出影窟，将寺庙的藏经和其他文书、艺术品封存在窟中，并在外墙上画上壁画加以掩饰。时过境迁，藏经洞便被人遗忘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宋代绍圣（1094—1098）年间，哈拉汗王朝向宋朝借兵攻打西夏。为了避免战争对佛经的破坏，僧侣们将经卷等封存。这两种说法都遭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持“废弃说”的学者认为，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敦煌当地已有完整的大藏经，还有朝廷恩赐的金银字大藏经。如果“避难说”成立，为什么藏经洞中没有这些珍贵的经书，反倒有一些疑伪经、残卷废纸、涂鸦之作以及过时的契约文书等。他们认为，这些经卷、文书乃是当时敦煌僧众废置不用的。也有许多学者提出其他各种不同的猜想，藏经洞的封闭至今仍是一个谜。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这么大量的古代文书被密封在藏经洞，逃避了外界天灾人祸的毁坏和时间的无情淘汰。一旦开启，它便以千年前的原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对真实而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感受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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