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家住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笔记本。烫金的封面上印着凤凰，翻开，是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字。
这一天，年届九旬的胥金和重启一段记忆：1944年秋天，“优级小学”毕业生胥金和，在家乡黑龙江省肇州县，被骗入哈尔滨郊区一处关东军下属工厂，成为“少年见习工”，从事军用滤水器生产。这一工厂的上级部门，即为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个手指截断的代价后，胥金和在中国劳工帮助下逃回家乡。从沈阳市质监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文字，至今已经超过万字。
“少年见习工”
胥金和出生于1928年，按照黑龙江老家的算法，他今年已经90岁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在胥金和的记忆里，远在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的老家，也很快被战争波及。最直观的是，县城里的日本人渐渐多起来，穿着皮靴的日本兵开始在街上走来走去。随之，教育制度也彻底“日化”。
1937年，伪满洲国公布新学制，仿照日本教育体制，学生从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初等小学）毕业后，即升入两年制的“国民优级学校”（高等小学）。“优级学校”毕业后，可升入“国民高等学校”（中学）。
按照胥金和的说法，入读国民高等学校，需要自行承担学杂费及住宿费。对于普通家庭出身、无钱升学的学生来说，“优级学校”毕业即是学业终点。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岁的胥金和从大同镇上的优级学校毕业。此时，这批毕业生正处在升学无力，找工作又年纪过小的境况。就在此时，一个人称“宫藤”主任的日本人来到镇上，为一座军用工厂招工。
“当时说有工资、住楼房，还能学技术，我们一帮小孩就这样连哄带骗，被招进了厂，拉到哈尔滨。”胥金和说，直到进入这座位于哈尔滨郊区的工厂后，这群年龄最小13岁，总数30人的“少年见习工”才发现，现实并没有承诺的那么美好。
从哈尔滨城内的火车站出发，30个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区走。黑龙江的秋天已经寒风阵阵，胥金和说，自己越走“心越凉”，直到见到铁丝网内的几间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三个手指伤残
胥金和们的终点，是一处生产滤水器的工厂。入厂后不久，他从军官口中得知，这座工厂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后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其所生产的滤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一书中有所记载。
16岁的胥金和并不明白这些背景，他的直观感受是，同样在一座工厂内劳作，日籍工人待遇明显好于少年见习工，后者的生活，相比于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籍劳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饭时，这种等级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工人有大米饭和鱼肉，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吃小米饭和大豆汤；日本工人能够睡在工厂宿舍，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睡在工厂外草房的凉炕上，“冬天不能脱衣服，冷”。
工厂里，胥金和负责给日本师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师傅生病，驻厂日军强迫胥金和上机操作。此前从未单独作业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胁下操作机器，仅仅几分钟后，手指头就被轧入模具中，当场昏厥。
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被工友抬入工厂医院后，日本医生只是简单做了包扎，便要求其继续返回工作岗位。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处置，十天后，胥金和受伤的手出现感染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