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中，位于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是一条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且影响深远的走廊，是一条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且融汇共存的走廊，是一条联通四域且持久发挥融通作用的走廊。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绿洲文化及域外文化的沟通与融通之地。几千年来，在河西走廊上演了一幕幕风云激荡、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联通四域的要道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西北部，因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而得名，专指祁连山脉（走廊南山）与走廊北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之间的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通道。它之所以能成为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河西走廊南与青藏高原毗邻，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相会，西与塔里木盆地连接，地处四大地理单元的交会地带。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侧的古浪峡，西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东西长900余公里，南北宽数公里至100多公里不等。河西走廊地势南高北低，分为南部祁连山地、中部走廊平原、北部低山丘陵与荒漠四大地貌单元，内部除山地、河谷、冲积平原以及绿洲、湖泊外，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戈壁。河西走廊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干旱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包含高寒半干旱区、温带干旱区、暖温带干旱区三种类型，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风沙频繁，冷热变化剧烈。从东到西，年降水量从武威的200毫米逐渐下降到敦煌的5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则从1400毫米递增到2000毫米不等。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走廊腹地形成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得益于这三大水系的灌溉滋润，河西走廊内部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玉门-敦煌-瓜州三大绿洲区，成为宜农宜牧的丰饶之地和名副其实的孔道。古代史籍中就有“河西殷富”“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
河西走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其独有的区位特点和地理优势，酒泉、张掖等地钟鼓楼上气势磅礴的匾额题词，充分展示了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与独特魅力。如酒泉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等，张掖有“声教四达”等。又如作为“天下第一雄关”的明代嘉峪关，其东门内曰“光化”，外曰“朝宗”；西门内曰“柔远”，外曰“会极”。河西走廊东西沟通中原和西域，南北连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联通四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互之地。正因如此，河西走廊成为政治交往走廊、经济贸易走廊、文明互鉴走廊、民族交融走廊，在文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桥梁作用。
民族交融的通道
地理环境的特点决定了河西走廊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独特舞台。在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河西走廊是众多民族迁徙的必经通道。费孝通先生将河西走廊及相邻地区称为西北民族走廊，德国学者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将其称为“民族交往的大道”。作为一条民族大通道，历史上先后有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吐蕃、吐谷浑、回纥（鹘）、党项、蒙古族、回族以及汉族等几十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这些民族或辗转迁徙，或世代居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西北疆域，在交融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河西走廊成为“华夷交汇”之地。
两千年前，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并征讨匈奴，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移民屯田，修筑长城，建立邮驿体系，以全新模式管控这一重要走廊。在汉、匈双方对河西走廊的争夺中，汉朝“表河西，列四郡”，既要在军事上“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塞羌胡交关之路”，又要“开玉门，通西域”，在经济文化上“通货羌胡”。只有河西走廊畅通无阻，其联通四域的通道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其中，中原王朝的安定与强大是确保联通的首要政治条件。正如唐太宗所言：“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自张骞“凿空”以来，河西走廊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成为中原王朝通过陆路进行对外交流的国家走廊。民族学家谷苞认为：“河西四郡设置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就为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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